語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信息經濟學的開拓者Jacob Marschak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時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學性質，認為語言作為人類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與其他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即價值(value)、效用(utility)、費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他認定經濟學與探求語言方面的優(yōu)化具有密切關系，對這四個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關系的探討成為語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fā)展，語言經濟學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分別在語言與收入的關系、語言與經濟發(fā)展、語言的動態(tài)發(fā)展及語言政策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論觀點，并對宏觀語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導

　　一、語言與收入的關系

　　語言與收入的關系一直都是語言經濟學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探討語言與收入的關系主要從下面兩個視角入手：一方面，某個人群或社會階層歸屬于一個特定的語言種群，該種群在社會經濟中實物和金融資產所占份額比較低。則歸屬于這一特定語言種群的社會階層也將獲得劣勢的收入水平。研究結果g-明，教育水平或者其他合理的因素和語言水平相關，特定語言種群成員的收入理所當然會與其他種群成員的收入有所差別、另一方面，討論第二語言對收入的影響。語言經濟學家不是從種族歧視的角度而是從語言溝通費用的角度來考察這兩者的關系。F．Grin等人2000年通過電話采訪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掌握英語對收入影響的數(shù)據。在研究中，英語被分為聽、說、讀、寫四種不同的技巧，根據掌握情況的不同，每種技巧又分為四個等級：熟練、良好、一般、無。下列表格說明了這種關系：

　　很顯然，調整后的收入與第二語言水平有很大關系，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英語水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語水平低收入相對也低。當然，第二語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時也是來自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比如經驗也都會影響收入的高低。

　　二、語言與經濟發(fā)展

　　這個方向的研究成果很多，而且內容各異，主要是考察在商品的生產、交換和消費過程中語言所起的作用。有些學者研究過語言在廣告和客戶關系中的作用，尤其是在雙語國家或地區(qū)，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實證性、描述性的。還有一些學者從“跨文化管理”的角度來解釋語言對經濟的作用。他們并沒有把語言作為一個單獨的變量，而是指出文化差異在生產和交換中的作用，語言差異是作為文化差異的一部分來影響生產和交換的在這方面．Hoeevar(1975)和Sabourln(1985)的研究貢獻是深遠的。Hoeevar分析了把語言作為影響生產的一個單獨變量后生產成本函數(shù)的變化，Sabourin考察了具有一定外語能力的雇員和要求一定外語能力的工作崗位之間的匹配過程。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最基礎的理論。

　　從宏觀角度上，有些學者試圖把經濟體內工人的語言能力和經濟體的外部貿易聯(lián)系起來(Stanton&lee，1995)，但是這個聯(lián)系只是敘述性的，沒有任何實證驗證。很多研究也都試圖量化特定語言的出現(xiàn)對某些地區(qū)經濟的影響(Cinneide& Keane，1998；Sproull，1996)。Albert Breton在《語言和雙語主義》中提出，國際貿易中的語言障礙類似于進行貿易的兩個國家間的地理距離，要克服這種距離是要花費成本的，這種成本類似于運費，是支付給翻譯人員的酬薪。

　　三、語言的“網絡效應”與語言的動態(tài)發(fā)展

　　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Reinhard Sehen與經濟學家-Jonathan Pool合作的《外語技巧分布的博弈均衡》驗證了語言的“網絡效應”：當更多人使用一種語言時，對其他人來說，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種語言變得更有用了。語言的這種性質明顯不同于公共產品，也不同于私人產品。毫無疑問，網絡效應在語言動態(tài)發(fā)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語言的網絡效應在解釋語言的動態(tài)發(fā)展的應用這個問題上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同語種的發(fā)展過程，尤其是小語種的生存問題；二是世界通用語言的出現(xiàn)，尤其是在網絡經濟條件下通用語言的出現(xiàn)問題。

　　對于語言的動態(tài)發(fā)展問題，社會語言學家的理論難以很好地解釋，但對經濟學家來說，這成為語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問題。John和Yi在1996年提出了語言隨經濟發(fā)展進化的一般過程：第一階段。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兩種語言群落并存，并且它們很少有經濟往來；第二階段，其中一個群落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繁榮時期，比如工業(yè)化；第三階段，另一個語言群落被收到經濟力量強大的群落中，只懂經濟力量弱小群落語言的人越來越少．、針對如何保持和發(fā)展小語種的問題，語言經濟學目前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政府的語言政策鼓勵對勞動力市場上小語種掌握者的需求，提高小語種人群的收入，由需求來刺激供給，激勵越來越多的人學習小語種。

　　四、語言經濟學中的語言政策分析

　　語言經濟學能夠通過同時考慮經濟變量和語言變量之間的關系為語言政策提供有效的引導。語言經濟學不僅通過嚴格地測量語言的貨幣費用和價值來討論一國語言的經濟效用，而且全面地測度語言政策的社會成本和個人成本以及預期的社會效益、個人效益和文化效益，從不同語言的總成本和總收益比較來指導國家語言政策。在語言政策方面語言經濟學碩果累累。近年來，F(xiàn)．Grin在語言政策研究方面做出很多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通過調查數(shù)據的分析來指導瑞士雙語教育的公共政策(2000)。

　　正如Francois Grin所說，至今為止，關于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少得可憐，以致于在文獻綜述中幾乎可以按作者姓名介紹研究成果。

　　雖然，語言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很少，語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分支也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不過，分析語言在人們經濟活動以及在社會交往中的習俗、慣例和制度生成和演化中的作用，從經濟思想史上來看，應該說這已經是非常久遠的事了。維森在評魯賓斯坦的《經濟學和語言》中提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提到了語言的起源和生成過程，并且他還分析了語言在經濟活動、市場秩序與規(guī)則生成中的作用問題，并且認為語言的成長符合“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持同樣觀點的還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他認為，語言與市場的自發(fā)形成過程是相似的：“語言是一個能夠逐漸演化的復雜而又相互關聯(lián)的結構。然而，沒有任何人按照某種方式來設計它。它只不過是隨著千百萬人通過自由的語言交流所進行的自愿合作而逐漸發(fā)展起來的。”薩丕爾(1921)、布龍菲爾德(1955)在論述人類活動的起源和作用時也都提到語言的發(fā)展和經濟活動的關系。而真正把語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分支來研究的，則應該從語言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Marschak開始。他在致力于“信息經濟學”研究時揭示了言語具有經濟學的本質的東西：價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費用(cost)和效益(benefit)，并認為這是影響語言和經濟兩種活動的內在機制。自此以后，語言經濟學研究者逐漸多了起來。

　　研究語言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是有其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需求的。這主要是二戰(zhàn)后民族主義勢力在歐洲殖民地各國的興起，尤其是1970年代后期，歐洲各國政府制定官方語言政策，產生了對“語言經濟學”的需求(Breton，1978)。在這一背景下，很多人開始從經濟的角度研究語言問題。比如：Vaillan—court(1987)。Chiswick(1991)，Dustmann(1994)，Grin(1994)從實證經濟學角度對移民的外語能力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Grin(1992，1990)研究少數(shù)族裔使用多數(shù)族裔的語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為其帶來經濟上的好處；Holden(1987)研究了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屬地的語言政策；Colomer(1991，1996)對發(fā)展中國家外文翻譯工作的比較經濟效益的研究；Selten and Pool(1991)從博弈論角度對語言行為均衡問題的探討。塞爾騰等人以博弈論方法解釋語言現(xiàn)象的文獻正式為語言經濟學奠定了理論基礎，并且通過博弈論使得語言的經濟學分析有可能與語言的哲學和政治學、語言的社會交往理淪，以及符號交往的社會學等已有的西方學術傳統(tǒng)融合起來。在此基礎上，語言經濟學的“主流”傳統(tǒng)開始形成。在“主流”傳統(tǒng)的影響下，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者開始進入“語言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如，Rubinstein(1996，2000)，汪丁了(2001)等。

　　盡管國內的語言學家非常多，但是，從經濟學角度研究語言問題的卻不多。近幾十年也有研究者從經濟學角度研究探討了一些語言問題，雖然在研究層次上不夠深入，所用工具還很單一，但終究還是在這一研究領域有所涉足，給后來的研究者以啟示。

　　一是語言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對于語言經濟學的純理論研究，可以說，至今在國外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國內則更是鮮有從事語言經濟學純理論研究的。在國內的研究者中，汪丁丁、周端明和韋森等人可以說是從純理論角度研究語言經濟學。他們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析研究語言的形成和人們對自己所用語言的選擇，他們認為，語言的習得和選擇是一個理性選擇過程，這個過程受語言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使用語言的人數(shù)、社會開放與自由度、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學習語言天賦和所學語言與母語的關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建立一個語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

　　二是語言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以說，目前大多數(shù)語言經濟學研究者的研究都在此領域。他們的目光集中在流行語、方言、外語學習等一些應用性語言方面，這些研究者從應用或實用的角度，主要運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計量方法研究這些語言的產生、發(fā)展和演變。如，任榮、王伯浩、許其潮等用成本——收益方法對流行語、外語教學、網絡流行語和語言修辭學的研究。宋金芳、林勇則通過分析西方學者的實證研究案例，論述語言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對語言政策的經濟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加以研究評述。

　　另外，山東大學的語言經濟學研究值得關注。2005年，在黃少安教授的主持下，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成立了“語言經濟學研究室”，這是全國最早也是惟一的一個語言經濟學的專門研究機構。同年，研究室與國家漢語推廣辦公室合作，承擔了漢語推廣辦公室立項的課題，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漢語國際推廣問題。寧繼鳴博士完成的博士論文《漢語斟際推廣：孔子學院建立和發(fā)展的經濟學分析》，可以說是國內在語言經濟學領域第一個具有重要價值的實證性研究成果。

　　不過，語言經濟學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都還處于發(fā)展初期。尤其在國內，其研究對象還局限于很小的研究范圍內。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語言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和成熟，它的應用范圍和領域必將進一步擴大，其研究者所運用的工具和分析方法也將進一步成熟和多樣化。

　　雖然，目前國內語言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語言經濟學在國內的研究大多是應用性研究，而且我們對語言經濟學的應用研究和純理論研究還做的很不夠，很多領域我們還沒6-涉及。如，對一個地區(qū)方言的研究；對語言和制度文化習俗之間關系的研究；語言和其他應用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等等。也許我們可以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探究語言起源方面。在語言起源方面，為何不同的民族、人種選擇不同的語言，即使相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區(qū)語言tE相差很大。是人們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的，還是人種生理結構之問的差異和其他還不為認知的原因造成了語言的不同。隨著腦科學、生命科學和其它學科的研究進展，我們有望獲得進一步的結論。作為采用經濟學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語言經濟學如果合理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就能夠推進自身學科的理論研究。

　　2）所用研究方法和工具。現(xiàn)階段研究者大都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計量方法、統(tǒng)計方法等經濟學分析方法。語言的形成、發(fā)展、傳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人們的經濟理性選擇在此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們應該進一步借鑒經濟學分析方法和工具或者其它學科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比如，進一步借鑒動態(tài)優(yōu)化方法和演化經濟學中的分析方法。因為，語言的選擇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長期的動態(tài)理性選擇，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和人類的進步一樣符合生物演化的規(guī)律。

　　3）和其他學科的融合。語言無所不在，充斥著我們生活的每個空間，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決策。可以說，語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有著天然的姻親關系。語言的選擇也和習俗、道德規(guī)范和制度的選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語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應該很好的交流和融合。還有，語言經濟學也應該和其他社會學科溝通和結合，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

　　可見，語言經濟學有著很廣闊的發(fā)展空間，這也預示著經濟學帝國將進一步遠征，遠征的成功與否和遠征取得的成果的多少，就看研究者所做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