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號傳遞模型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動態(tài)不完全信息對策。這個對策包括兩個參與人，一個叫sender，一個叫receiver，sender擁有一些receiver所沒有的，與參與人的效用或者支付相關的信息。對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sender向receiver發(fā)出一個信息(message)，或者叫一個信號 (signal)；第二個階段，receiver接收到信號后做出一個行動，對策結束。這時，兩個參與人的效用就得到?jīng)Q定。他們的效用既是私人信息、又是 message，同時也是receiver所選擇的行動的函數(shù)。注意，第一階段receiver只能看到sender發(fā)出的信號，而看不到sender所擁有的私人信息。

信號傳遞的例子在生活中是很多的。比如，一年一度的留學申請工作，美國大學首先要看申請者的TOFEL和GRE的成績，第二是他們（她們）的GPA，第三是推薦信。它們當然不可能知道每個中國學生能力的高低，到底適不適合研究經(jīng)濟學，能否做出成就。但是，它們必須根據(jù)中國學生所提供的材料做出錄取與否的選擇。而TOFEL和GRE成績（以及其他材料）就可能起到傳遞申請者能力以及學習意愿等等的作用。

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經(jīng)濟學家開始認識到信息在經(jīng)濟研究中的作用。此前人們關注完全競爭市場是如何配置資源、實現(xiàn)效率的，并且形成了完全競爭范式。它依賴于兩個假設。

第一，是競爭假設，即市場中的每個行為人都預測自己的行動不會影響市場結果；

第二，是完全信息假設，即經(jīng)濟行為人擁有與交易相關的所有信息，例如，產(chǎn)品的性能和質(zhì)量，交易者是誠實的人還是騙子等等。

在理論上可以論證，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可以同時達到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優(yōu)，社會的效率可以達到最大。但是，如果我們?nèi)匀槐３指偁幖僭O，而引入不完全信息假設，這個結論就不再成立。這是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的工作。

我們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假設你想買一輛二手車，并且你知道市場中有一半人賣的是相對較好的車（“好車”），一半人賣的是較差的車“壞車”；但是，你不知道究竟哪一個人賣的是好車，還是壞車，你只是知道好車最少要賣60000元，而壞車最少要賣20000元。假定你的時間有限，或者缺少耐心（年輕人大凡如此吧），不愿來回來去討價還價。你先開價，如果被賣者接受，就成交；否則，就拉倒。那么，你應該開價多少呢？開價60000元顯然是太高了，因為這不能保證你買到好車，如果你希望買到好車的話；而如果你希望買到壞車，開價20000元（或者稍微多一點），就肯定有人賣給你。那么，希望買好車的人出價40000元，這是市場上賣方意愿出賣價格的期望值，會怎樣？這時，賣好車的人全部都會收攤回家。市場上只會剩下賣壞車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買者愿意，開價20000元，就可以將壞車開回家。故事到這里還沒有結束。大家想一想，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或者價格機制并沒有帶來帕累托最優(yōu)，實現(xiàn)最大的社會效率。因為，想買好車的人沒有買到好車，想賣好車的人沒有出售好車，出現(xiàn)了“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通過上面的例子，我們看到，非對稱信息會導致效率損失。那么，作為經(jīng)濟學家，他（或她）第一步要研究，非對稱信息導致效率損失的機制是什么；第二步要研究給定存在不完全信息，怎樣才能達到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就是second best問題。有的同志可能會替賣好車的人著想，你可以告訴買者你賣的是好車，不信，你可以負擔全部或者大部分費用，找專家檢驗汽車；或者與買者達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規(guī)定如是壞車則包賠一切損失，等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信號傳遞，也就是通過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諾自己賣的車是好的。所以，信號傳遞可能是一種克服市場無效率的方法。在現(xiàn)實生活之中，商品包退、包換和保修等都是告訴消費者“買我的東西吧！沒問題！”。

上面的例子蘊含，信號傳遞是有成本的。而且，正是因為需要傳遞信號的行為人在可能的信號傳遞之中發(fā)生的成本是不一樣的，才保證了信號傳遞的有效性。例如，只有好車的賣者才敢請人驗車，從而將車賣出，獲得正的利潤。賣壞車的人是絕不敢做這樣的事情的。讓我們再看一個例子，來理解上面一段討論的重要性?，F(xiàn)在，拿一個MBA學位似乎很流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升職與加薪。例如，在公司里，老板不知道小王的確切能力，而知道自己很能干的小王為了向老板傳遞這個信息，可以向老板申請停薪留職兩年，去拿一個MBA學位。等他拿到這個學位，老板很可能會給他升職、加薪。這是因為上MBA是要付出成本的。能力低的人不敢做出這樣的抉擇。例如，如果報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兩年全日制MBA，你要報名，考前還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輔導班，買各種各樣的參考書，怎么也要花去幾千元。如果你幸運地考上了，學費是52000元。這兩年吃住在學校，每個月至少要花2000到 3000塊錢，這樣每年的花費約是3萬，兩年是6萬。加上前面的費用，計為6萬，加起來就是12萬。這還不算完，因為這兩年你還喪失了很多收入。假定你的年薪是5萬，那么上MBA的機會成本就是10萬。也就是說你上一個MBA的總花費是22萬。而且，這22萬還只是貨幣成本，是看得見的。實際上，這里還存在看不見的成本。例如，光華管理學院為了保證MBA的質(zhì)量，每門課實行5%的不及格率。對于高能力的人來講，每門課達到及格很容易，但是對低能力的人來講，為了及格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在學習上，卻取得和高能力的人一樣的學習效果。這無形之中增加了低能力者發(fā)送信號的成本。如果發(fā)送信號的成本過高，就可能只有高能力者發(fā)送信號。發(fā)送信號的成本如果對誰都一樣，就沒有作用了。例如，如果某一個商學院為了加強MBA教育，讓他們學博士課程，造成大面積不及格，這個信號就是無效的；或者，另外一個商學院只管收錢，采取放羊式教學，這樣的MBA學位也是沒有意義的?？傊盘栍行У某浞直匾獥l件是，發(fā)送信號要發(fā)生成本；不同的行為人發(fā)送同一個信號的成本是不同的。這是理解信號傳遞模型的關鍵。

•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這是邁克爾·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 教授奠定信號傳遞模型的根本性貢獻。這篇文章思考的起點是MBA的就業(yè)。當時，他在哈佛大學讀博士，他觀察到MBA學生在進哈佛大學之前沒什么了不起，出去就能比教授掙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錢，禁不住問“這是為什么？”；“哈佛的教育難道真有這么厲害嗎？”。他研究的結果是教育具有信號傳遞的作用。（當然教育也可能具有生產(chǎn)性。）這篇文章建立在他的博士論文："Market Signaling: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Job Markets and Related Phenomena"（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的基礎之上，他的指導教師是大家都熟悉的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教授。

• Cho and Kreps,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7.

它對均衡提出了一個加細(Refinement)標準，也就是“直觀標準”(Intuitive Criterion). 在有些信號傳遞對策之中運用這個標準，可以得到唯一的均衡。經(jīng)濟學研究最怕多均衡，經(jīng)濟學的目的是解釋和預測，如果存在多個均衡的話，到底用哪一個均衡結果去解釋與預測呢？

• Mailath,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in Signaling Games with a Continuum of Types", Econometrica, 1987.

這篇文章的技術性非常強，刻畫了在一個信號傳遞對策之中存在分離均衡的充分條件。他考慮了私人信息是一個連續(xù)統(tǒng)，服從某個連續(xù)分布的情況。所謂連續(xù)統(tǒng)就是指區(qū)間。比如，如果我手表的價值是我的私人信息，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它可能是160元到180元之間的任何一個值，那么，我的私人信息就是一個連續(xù)統(tǒng)。

• Crawford and Sobel, "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conometrica, 1982.

斯賓塞的信號傳遞模型強調(diào)信號傳遞對策之中信號傳遞成本的重要性，但是，Crawford and Sobel的模型假設發(fā)送信號的成本是零，人們可以發(fā)送Costless Signal. 這種模型被稱為Cheap Talk Games. 很多人用這個模型研究選舉和立法等政治過程。

• Milgrom and Roberts, "Limit Pricing and Entr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Econometrica, 1982.

這個模型用信號傳遞對策驗證貝恩的“限制性定價”(Limit Pricing)猜想。我們知道，貝恩可以稱為產(chǎn)業(yè)組織之父，他和他的老師愛德華·梅森的工作使得產(chǎn)業(yè)組織成為一個研究領域，并且形成了“結構——行為 ——績效”研究范式。所謂“限制性定價”猜想是指，當一個在位企業(yè)面臨潛在競爭對手進入的時候，可能通過制訂低價來遏制它的進入。

James Friedman的工作指出，在完全信息的情況下，限制性定價是不可能發(fā)生的。這是因為，這時，潛在進入者知道市場狀況和在位企業(yè)成本等所有與盈利性有關的信息。這樣，給定在位者的成本很低，潛在競爭對手如果進入，就會在市場競爭中失利，那么，在位者不用動腦筋，就制定壟斷價格，潛在進入者也不敢進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限制性定價。反之，如果在位者的成本很高，使得潛在競爭對手的進入總會有利可圖，那么，在位者也不用動腦筋，就制定壟斷價格，因為顯然低價格也不能阻止進入。

Milgrom and Roberts假設潛在進入者不知道在位者的成本，而在位者的價格起到了傳遞成本信號的作用。在這樣一個信號傳遞對策之中，他們證明限制性定價是存在的。這篇文章先簡要回顧了貝恩和Friedman等人的工作；第二部分用了兩個例子說明限制性定價存在；第三部分是對均衡觀念的討論；第四部分是結論。相對來說，這篇文章在技術上是簡單的，但它的結論對于產(chǎn)業(yè)組織理論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企業(yè)的競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短期來講，企業(yè)最容易調(diào)整的是價格；在中期，企業(yè)可以調(diào)整產(chǎn)品結構等；在長期中，企業(yè)可以進行研發(fā)投資，可能會制造出新產(chǎn)品，也可能降低既有產(chǎn)品的成本。應該說，價格是最不可能具有承諾作用的，因為價格可以一天一變；但是，產(chǎn)品結構調(diào)整和研發(fā)投資等就不一樣了，它們不像換一個價簽一樣容易。而Milgrom and Roberts卻論證了，在不完全信息下限制性定價的存在，而且，它可能會把潛在競爭者嚇跑；從而說明了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價格這個最易變的變量居然具有承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