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建構理論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該理論的核心內(nèi)容是信息不連續(xù)性、人的主體性以及情境對信息渠道和信息內(nèi)容選擇的影響。

布倫達·德爾文（Brenda Dervin）的意義建構(Sense-Making)是一解釋溝通、信息與意義之間關系的概念性工具。

意義建構理論認為信息研究應由來源強調轉向使用者強調的方向，這種轉向，視信息尋求與使用為一種溝通實踐模式。

布倫達·德爾文于1972年提出以使用者為中心之意義建構理論(Sense-Making Theory)，即認為知識是主觀、由個人建構而成，而信息尋求是種主觀建構的活動，在線檢索的過程是一連串互動、解決問題的過程，由于互動的本質、檢索 問題而產(chǎn)生多樣的情境﹐形成不同的意義建構過程，且意義建構理論是一種強調以歷時性過程為導向的研究方法，提供傾聽使用者的方法，了解使用者如何解讀他們目前所處情境、過去的經(jīng)驗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情境，及使用者在所處情境中如何建構意義(construct sense)及制造意義(make meaning)。

意義建構方法論使用時序(time-line)與中立提問訪談技巧(neutral questioning interview techniques)。前者詢問受訪者描述其信息尋求順序，并根據(jù)情境-鴻溝-使用(SGU, Situation-Gaps-Uses)基模，分析其尋求結果。后者，應用在參考晤談模式的中立提問訪談技巧，引導使用者以自己的語言陳述其信息需求。

20世紀60年代以前，圖書情報學研究大多以“系統(tǒng)”為導向，重視信息資源建設與評價。70年代后，學科重點開始向“人”轉移。1976年，美國學者德爾文（brenda Dervin）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影響下，重新對信息本質、人的主體性、信息傳遞過程等問題加以思考，并且對信息經(jīng)典定義提出質疑。在申農(nóng)和韋伯的信息論中，信息是獨立于主體之外的“實體”（utility），信息接收者只是被動接受信息，而不對信息意義產(chǎn)生影響。德爾文認為，有關信息的“狹義”定義，更適用于通信領域，當這一概念擴展到其他領域時，其局限性便顯示出來。外在世界并非一個計劃好、有秩序、可觀察的對象，“人”也不只是被動、消極、機械的信息觀察者和接受者。當科學論證中出現(xiàn)差異時，研究重心不應只局限于客觀世界，人在接受信息過程中的主觀作用也應引起關注。

根據(jù)皮亞杰（J．Piaget）的認知發(fā)展理論，人在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斷建構和修正原有知識結構。新經(jīng)驗被同化到原有經(jīng)驗結構中，形成更深層、更豐富、更靈活的認知結構，“同化”和“順應”是認知發(fā)展的兩個基本過程。同化是“個體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認知結構內(nèi)的過租’順應則為“個體認知結構因外部刺激的影響而發(fā)生改變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在信息行為中同樣存在。

在長達八年的研究項目中，德爾文采用面談、電話訪談、問卷等方法，在不同人群中調查收集相關數(shù)據(jù)，分析不同人群的信息行為特點，最終形成意義建構理論（Sense Making Theo叮）。德爾文將這一理論用于不同環(huán)境，使之能夠更加真實地揭示人在接受信息時的行為本質。德爾文認為，信息的意義建構是內(nèi)部行為（即認知）和外部行為（即過程）共同作用的結果。信息查詢行為的情境基礎由個人角色與環(huán)境組合而成，在這些基礎的交接處，會形成某些行為障礙，而這些障礙以及次結構的相互作用正是引起信息查詢行為的直接動力。在這種情境中，“人”從觀察者變成行動者，信息查詢的實質是一種主觀建構行為。知識是由個人建構而成的主觀產(chǎn)物。從人的角度看，現(xiàn)實是不完整、不確定的，信息不能獨立于人類而存在。人只有通過觀察才能理解信息的意義，并實現(xiàn)與他人的信息共享。

布倫達·德爾文在1976年又發(fā)展意義建構理論，十年后成為圖書信息研究典范轉移–由系統(tǒng)為中心轉移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典范–的核心。在20世紀最后幾年，意義建構搭配了資料收集與分析的技術，發(fā)展成為一套成熟的方法論。近來信息行為研究興起，此方法論導向對信息需求、尋求、與使用的脈絡與程序的理解。與初期圍繞著人類信息需求的情境、鴻溝、使用不同，后期的方法論發(fā)展特別強調動詞，以涵蓋在信息尋求與使用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多種變項(時間、空間、關聯(lián)、相似)。其典型的方法運用結構式訪談法(即使中性問項也強調討論結構)，以縮短詮釋的可能性。然而，意義建構方法也能適用于不同的認識論，如，使用述說分析能強化意義建構的解釋力。

意義建構有效的幫助轉移典范的研究者的研究焦點，由歸類轉向程序，使研究更能反映復雜的信息行為。而信息行為的概念，也由信息需求、尋求、 與使用，轉向對人類信息程序統(tǒng)一性的探究工作。對信息程序的興趣，相同的還有情境中的信息尋求研究，與日常生活信息尋求。

意義建構強調個人理解，而非協(xié)同理解。因此，意義建構看起來不適合解釋群體與組織性的信息交換與傳播程序。然而，認為意義建構并不只限于個人認知，意義建構研究也考慮了時間、空間、權力、文化、個人與協(xié)同意義建構的動態(tài)影響。

意義建構方法論以往只從事個體研究，在進行群體研究上有操作的困難。但意義建構方法可以與其它質性或詮釋研究結合。意義建構方法論也與一些其它的理論本質上相近，而能結合產(chǎn)生最大的優(yōu)勢。

意義建構理論的基本假設主要有：

第一，個體在時空中處于運動狀態(tài)；

第二，人類的現(xiàn)實世界是不完善的；第三，個體為跨越認識差距，必須對現(xiàn)實世界有所認識；第四，意義建構與時間和空間聯(lián)系在一起；第五，信息查詢是意義建構的組成部分。

意義建構理論是一種“元理論”，其影響并不局限于某個學科范圍。在信息系統(tǒng)設計中，可以幫助設計者提出假設和觀點，形成方法框架；在傳播和圖書情報學領域，意義建構可用于信息需求分析；在博物館、大眾傳媒、健康服務、政府等組織機構中，該理論對服務質量評價也具有指導意義。意義建構的問題設計思路框架為：事件-鴻溝-幫助。

在訪談中，一些“片斷描述”可以提供多種線索。通過提問可以幫助被訪問者重構當時情境，并形成對每個過程的詳盡描述。根據(jù)提問框架，與被訪問者進行交流，可以揭示出其真實的需求及行為目的，形成正確的決策和行動。在圖書館參考咨詢工作中，可以通過三種提問方式認識用戶需求：

（1）封閉型問題（ Closed Questions）：以“對”或“錯”回答；

（2）開放型問題問(pen Questions)：以用戶熟悉的詞匯回答問題，如“你需要的資料的詳細程度如何？”

（3）中立型問題（Neutral Questions）：如按照次序提出：“為什么問這個問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等。

意義建構提問強調“中立式”問題，以便能夠更好地把握提問方向，并采用用戶熟悉的詞匯來表達思想。

對于人研究需要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意義建構理論在認知行為學、發(fā)展心理學基礎上，系統(tǒng)分析人的信息行為，并形成一套特定的研究方法。從學習角度看，意義建構理論強調人的主體性、社會性和真實性，強調目標對人的行為的引導和建構作用。在該理論中，情境成為意義建構的重要載體，在特定情境中，用戶具有主體地位，信息資源和信息服務提供者必需按照用戶需求設計信息環(huán)境，并在用戶原有認知建構基礎上，提供相關資源與服務。伴隨著用戶主體地位的不斷提高，意義建構理論將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1]

意義建構方法論被應用在傳播、圖書信息等研究領域。此方法論用在各種信息場域的研究，以及與建構主義、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后現(xiàn)代論、共產(chǎn)主義(Communitarian)等觀點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