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爾系數(shù)法是國際上常用的一種測定貧困線的方法。據(jù)童星、林閩鋼介紹：“恩格爾系數(shù)是家庭食品支出與總收入的比值，它隨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爾系數(shù)越大就越貧困?！?

莫泰基則認為：“恩格爾系數(shù)的理念是：由于食物消費是基本的，不會隨收入的增加或消費的增加而提高的；故此，當一個人或家庭的收入或消費額提高時，他或他們的食物支出占總消費的百分比會相對地減少的。因而，可以引用食物支出占總消費的百分比(即恩格爾系數(shù))來斷定某人的生活質素；當恩格爾系數(shù)愈高，其生活質素愈差，而當其系數(shù)愈低，其生活質素則愈高。”

上述兩段引文對恩格爾系數(shù)的敘述顯然是有出入的：董文說是“食品開支與總收入的比值”，而莫文卻說是“食物開支占總消費的百分比”。所以說，這種方法雖然常用，但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卻不一致，更有甚者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因此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首先追根溯源一番。

童星、林閩剛指出：運用恩格爾系數(shù)法確定貧困線方法有二：“可以把恩格爾系數(shù)的某個值(現(xiàn)在國際上一般確定為60%)直接定位貧困線；也可以依據(jù)恩格爾系數(shù)間接地用收入金額來表達貧困線。后者的具體辦法是：按營養(yǎng)學知識確定一個最低飲食標準及其相應的飲食費用，然后用它除以恩格爾系數(shù)的貧困值(如上述的60%)，其商就是貧困線標準。”

如果說，貧困群體的恩格爾系數(shù)是已知的，那么，在實際操作中，恩格爾系數(shù)法的優(yōu)點是顯而易見的：

㈠.簡便易行，便于操作

恩格爾系數(shù)法簡便易行，便于操作。確定一個“保證家庭成員基本的、足夠的飲食消費”的開支金額，除以恩格爾系數(shù)，就可以求得貧困線。

㈡.可以于社會平均生活水平掛鉤

恩格爾系數(shù)法可以“使公援人士的生活質素客觀地與一般市民生活水平拉上關系，并可逐步改善公援人士生活質素”。

在這里，介紹一下香港和美國的做法。

1.香港：香港的公共援助機構在確定下一年公援基本金額時，按這樣的程序計算(采用1990年香港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⑴.公共援助物價指數(shù)的恩格爾系數(shù)：75.1%。

⑵.三人家庭公援人士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元。

⑶.公援家庭個人的每月食物平均支出：2541÷3×75.1%=636.1元

⑷.甲類消費物價指數(shù)(月收入在2500—9999元)的恩格爾系數(shù)：41.2%

⑸.下一年度共援家庭個人的公援金額應是：636.1÷41.2%=1544元

⑹.三人公援家庭的每月公援基本金額應是：1544×3=4632元

⑺.若以單身認識的每月平均公援金983元計算，下一年度單身公援人士的公援金額應是1792元。

2.美國：在美國，從1965年到1980年的長時間里，在計算貧困標準時，貧困家庭的恩格爾系數(shù)是一成不變的。即“貧困者生活預算的1/3用于食物消費”的假定長期有效。但美國從1969年開始，將“經(jīng)濟食物預算費用”與消費者物價指數(shù)掛鉤，以此來調整貧困標準。使貧困家庭的收入維持在中等家庭收入的37—40%之間。

美國1970—1980年的貧困標準及與中等收入家庭的比較

與市場菜籃法一樣，恩格爾系數(shù)法在其發(fā)展歷程中，也引起了諸多爭議：

㈠.固定的標準不可取

一個確定不變的“國際公認”的恩格爾系數(shù)的貧困標準，譬如60%或50%，用于一般的研究或用作國際比較或許是可行的。但是，用于確定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qū)的與社會救助相關的貧困線，則過于粗疏。因為至少各個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消費結構和物價水平實際上都會表示出極大的差異，所以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恩格爾系數(shù)也會極大的差異。

以美國為例，他們的假設實際上是：一個四口之家的生活預算中，1/3用于食物，1/3用于住房，1/3用于衣物、家具、交通、衛(wèi)生保健、水暖電氣、各種稅收、文藝等項。在這個生活預算中，住房的1/3開支是要確保的，所以，食品開支如果超出1/3就會涉及那么多項必需的開支需要壓縮，因而就是貧困了。

加拿大的貧困標準又不同，他們認為需要度量的不僅是食品的消費，所以他們根據(jù)自己的情況將貧困的標準定在用于吃、穿、住等方面的開支占生活預算的62%。這種計算方法又回到恩格爾系數(shù)的本義上了。

至于中國，情況又大不一樣。到目前為止，中國城鎮(zhèn)的普通居民絕大多數(shù)房租開支與收入相比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約不會超過工資的10%；而用在食品消費上的開支要就大得多，一般在50%左右。如簡單地用恩格爾系數(shù)60%或50%為貧困的標準去套，就會與實際情況大相庭徑。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應該從實際調查中得出適用于本國或本地區(qū)的恩格爾系數(shù)，這樣才有可能正確地運用恩格爾系數(shù)法。

㈡.標準常常偏低

許多學者也認為，恩格爾系數(shù)法從本質上說仍然是“絕對主義”的，因此，得出的貧困標準往往偏低。美國的魯?shù)滤乖谒闹髦袑懙溃骸半m然無疑美國是一個富有的國家，但它所規(guī)定的貧困標準仍然停留在絕對標準的意義上?！彼赋觯焊鶕?jù)美國的貧困標準，1978年一個4口人的非農業(yè)家庭的年收入是6662美元，平均用在食物、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錢各占三分之一，即2220.66美元，而一餐飯僅有2.03美元，“這個估算是非常之低的。很難相信有誰能用2.03美元為4口人準備出一頓富有營養(yǎng)的膳食?；蛘吣苡?2.56美元為4口之家足夠供給一個星期的飲食”。每月用于住宅方面的185.05美元，也支付不了房租或4人的貸款。還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同樣得不到滿足。

㈢.仍有一定的隨意性

許多學者，如阿爾柯克認為，奧珊斯基的“轉折點”之說是還是有它的隨意性，因為它并不能在恩格爾曲線上自己表現(xiàn)出來。

㈣.要依賴社會消費指數(shù)調查

第三個問題又引出了第四個問題，正象莫泰基指出的，要做一般公援消費物價指數(shù)和一般市民消費物價指數(shù)這一類的調查成本很高，花費的人力、物力也很大，所以不太可能每年做一次。香港通常是每5年做一次，公援金額也只能每5年調整一次，平時則跟著通脹作調整。在表1中可以看到，美國的貧困標準在1970、1975、1980三年均為中等收入家庭的40%，而其他年份則低于40%，是否可以推測，美國的貧困標準也是5年調整一次呢。這樣，本來貧困標準的調整就會滯后一年(因為要根據(jù)當年的消費情況來決定明年的標準)，社會救助對象在非調整年就更吃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