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30年代以后，美國和西歐等國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斗爭日益尖銳，傳統(tǒng)的李嘉圖學說不再適合資產階級維護統(tǒng)治和掩蓋階級矛盾的需要，經濟和諧論由此應運而生。

19世紀中葉，凱里從宇宙的和諧秩序推論出經濟分配規(guī)律的和諧性，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和諧的首要因素，只要提高資本積累，隨著社會總產值的增加，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都會相應的共同提高。即凱里之后，巴師夏在《經濟和諧》一書中，對經濟和諧論作了系統(tǒng)的論證。他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和諧的社會組織”，其根據(jù)產生于商品的“交換”，認為任何“交換”都是“互相幫助、互相替代對方工作，相互服務”的過程。這種以對等利益為基礎的交換，使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保持了“和諧性”。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工人都分別通過提供服務，得到地租、利息和工資；并且隨著社會生產的發(fā)展，各自的收入也會同時增加。為此，在“和諧的社會組織”里，是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沖突的。經濟和諧論的反動實質，在于它完全否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抹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沖突，而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法國的巴師夏和美國的凱里則創(chuàng)造了“經濟和諧”論或“階級利益和諧”論，竭力宣楊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沒有什么利害沖突，贊美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公平、公正、美妙的“和諧社會”。另外，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和凱里的“階級利益和諧”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和對工人階級的欺騙性是非常露骨的。

實際上，巴師夏和凱里的“經濟和諧” 論，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政治、社會矛盾明朗化、尖銳化的產物。自1825年爆發(fā)第一次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幾乎每隔7-10年，歐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就發(fā)生一次這樣的危機，而每次經濟危機又都必然引起工人運動的高漲。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經濟規(guī)律，即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工人階級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的規(guī)律，并不是像凱里所說的，必然使資本主義“社會狀況達到進一步的平等”，建立起“普遍的和徹底的均衡”，恰恰相反，它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積累”：資本家階級的巨大財富積累和工人階級難以忍受的貧困積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它是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一次比一次規(guī)模更大、更具有破壞性的經濟危機的總根源。

在歐洲1848年革命后的19世紀50-60年代，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被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所困擾。國際工人協(xié)會（第一國際）正是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19世紀70年代初的普法戰(zhàn)爭，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突出表現(xiàn)，因而緊接著就爆發(fā)了巴黎公社革命。這是第一次真正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世界并沒有按照巴師夏和凱里所假想的“規(guī)律”走向“和諧”和“美好”，而是走向了戰(zhàn)爭。當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接連爆發(fā)了兩次世界戰(zhàn)爭。歷史發(fā)展的事實，無可爭辯地宣告了巴師夏和凱里的“經濟和諧”論的荒謬性和徹底破產。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階級存在，就會有剝削和壓迫存在，就不可能出現(xiàn)巴師夏和凱里等人所宣揚的那種“和諧”社會。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即徹底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徹底消滅了階級和階級矛盾，社會才有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和諧。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我們應當堅持并大力發(fā)展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共所有制，堅持按勞分配制度，堅持由國家和社會有計劃地調節(jié)經濟的運行和發(fā)展，逐步縮小不同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從而為消滅階級、實現(xiàn)社會平等、進入共產主義和諧社會創(chuàng)造條件。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后，如果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空有其名，而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導、無節(jié)制地促使私人資本家經濟惡性膨脹再膨脹，放任無政府制度泛濫，不斷擴大各階級、階層、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那么，社會矛盾就會叢生不斷，并且日益尖銳化，社會絕無和諧可言。

應當說，巴師夏和凱里的“經濟和諧”論是很荒謬的。不過其中有一點還是應當引起關注的。這就是要通過逐步縮小不同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地位的差距，使社會逐步走向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