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認為存在著一種規(guī)則：儲蓄的增加是因為收入增加。他認為，真正導致儲蓄增加的，是一種心理學上的法則，是因此消費是固定的，因此收入增加必然會導向儲蓄的增加。但是這對人類學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假設儲蓄是社會決定的，而不太可能因收入而改變，不同社會價值下，消費與儲蓄所占收入比例的詮釋也會大有不同，高儲蓄額可能會被說成節(jié)約或具有先見之明，但在另一個地方則被認為是一種痛苦。韋伯]分析中強調(diào)的時代精神作為分析時的一個獨立解釋的力量，然而這是一個錯誤。因為精神如果不被人所信服與效忠，它就沒有力量。例如在宗教改革前的英法百年戰(zhàn)爭中，奢華貴族的行為并非為了來世的信仰，而是把他的過度消費投資到理性計算下的一種炫耀性的忠誠（conspicuous loyalty）。他是為了此世，而非來世。貴族并沒有一般平民商人那樣自由的選擇，他們必須不斷地對國王宣誓效忠，任何心有二致的貴族都會被沒收土地，而他們所受封的封建權力則是他們良心的代價。所有的貴族都會與其他的貴族競爭誰對教會比較慷慨。他們的后裔賣掉土地以實現(xiàn)他們的承諾。而買下他們土地的，卻都是當時的僧侶、修士團體所購買的。

社會環(huán)境的分類，對人的儲蓄行為具有極大的影響，而具適用與過去與現(xiàn)在。這個分類可以用來反駁自由主義宣稱的，當個人自由主義興起的，自由競爭就是人類社會的本質(zhì)，但其實不是，而是每個個人更深深地陷入Grid式的分類，當個人試圖要脫離Grid控制時，他就是憑運氣，冒著恥辱的危險在找尋榮耀。個人主義的社會環(huán)境里，創(chuàng)造出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而非具有分配正義效果般的平等主義。以個人主義心理學為缺省的經(jīng)濟學具有兩個假設前提：

１、每個人的消費行為是彼此獨立的。

２、消費決策是因時間而可逆轉(zhuǎn)的。

但一位經(jīng)濟學家Duesenberry則反對這種以凱因斯式的，以心理學為假設出發(fā)的觀點。他以社會文化因素取代心理學假設，認為在個人所屬母群體下，他的消費者位罝是相對的。所以，處在文化限制下的收入是會被完全消費的，只有收入超過文化的定義時，儲蓄行為才會發(fā)生。他以同收入的黑人和白人為例，發(fā)現(xiàn)黑人的儲蓄／收入比遠比同收入的白人為高。他認為這是因此美國黑人的文化并不需要太多文化上的義務，因此比照白人等許多文化限制下時（中產(chǎn)階級的消費觀、必需要渡假等），相對的黑人的儲蓄會較高。

Duesenberry的理論也有兩個問題：

1、他假定儲蓄是文化消費的剩余。

但是這個假定也是依文化而有不同，如一個小故事中，妻子要求行為放浪的丈夫擔負起家庭費用的責任，他也照作了，但是她還是氣丈夫沒有愛心，那是因為她認為愛心是先存的范疇，而丈夫則認為愛心是心有余力才應該去作的事（剩余）。

２、他假定了競爭是決定消費行為的普遍法則。

和韋伯一樣，他也認為儲蓄是為了未來，而文化決定了消費額度占總收入的多寡時，消費是社會進行競爭的一種方式，而經(jīng)過競爭，且多余下來的收入才放到儲蓄里。他和韋伯一樣，分開了來世與此世，現(xiàn)在與未來。消費是為了當下的競爭，儲蓄則是為了未來的剩余。但其實在人類學的許多研究中，許多文化都抑制競爭的。另一個經(jīng)濟學家Milton Friedman認為儲蓄無關道不德，而是理性，而不是文化壓力。 Freidman認為，儲蓄是未來的提供，而不是剩余。他認為，消費者的理性目標就是在均衡整個生涯，因此他假如他計算得當，他的存款將會提供他從退休到死亡，假如他低估了他的生命期待，那麼他不是留下太多的遺產(chǎn)，就是貧困到死?！?

他以一整個生命期限作為分析基礎，認為資本應該區(qū)分為人類永恒的資本與非人資本。人類資本指的是將當下的財富折抵到未來投資的資本。黑人(或農(nóng)家)的人類資本較低，未來的風險較大，因而會召致一種謹慎的態(tài)度來面對未的的期待，所以現(xiàn)下的消費與現(xiàn)下的儲蓄是與期待未來的收入相關，而與現(xiàn)下的收入無關。（這就是為什么農(nóng)家儲蓄比率比受薪家庭高的原因，因為農(nóng)家的獲利是不確定的，因此他必須把消費與儲蓄的考量放長到整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