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人伏生與《尚書》

□新時報記者 江丹

在前不久的文化類節(jié)目《典籍里的中國》第一期里，伏生與《尚書》的故事感人至深。節(jié)目演繹的片段中，伏生已經(jīng)年逾九十，守護、講解典籍《尚書》，擔當文化傳承大任。這位伏生，正是濟南名士。

天下精通《尚書》者，唯有伏生

《典籍里的中國》播出的片段，已經(jīng)是伏生90歲之后的故事。漢文帝遍尋天下能講《尚書》之人，聽聞伏生精通《尚書》，專門派晁錯到伏生家學習《尚書》。伏生講《書》之際，回憶自幼學《書》以及后來一家人拼死護《書》的往事，串起一個人與一個時代、一部典籍的故事。

《史記·儒林傳》中亦有記載：“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濟南人伏生曾為秦朝博士。所謂博士，博學之士，在秦朝，它還是一個官職。據(jù)東北師范大學谷穎的論文《伏生及》中的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此外，博士在秦朝還參與政議。據(jù)統(tǒng)計，秦始皇時博士有70人，姓名可考者12人，伏生即為其中之一。

比起在今天獲得一個博士學位，在秦朝成為一名博士或許要難得多。彼時教育機會稀少，并非人人都有機會讀書學習，而且尚未有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知識難以普及，這也是為什么古代文豪大家多出于文化底蘊深厚的世家的一大原因。伏生同樣家學淵源，據(jù)悉其遠祖為孔門弟子，被孔子稱贊為“君子”。據(jù)《濟南通史·先秦秦漢卷》中有關(guān)于伏生家世的介紹，伏生為孔子弟子虙子賤的后裔。虙子賤曾任單父(今山東單縣)宰，《呂氏春秋·察賢》記載：“虙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其有著作16篇被收入《漢書·藝文志》中。“此書雖然久佚，但通過清代濟南學者馬國翰的輯佚本，可以知道其書‘記單父治績多為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為從政者法。’”

如此家學之下，伏生自幼苦讀《尚書》，其努力程度不亞于今天投身題海的小學生、中學生。“以繩繞腰領(lǐng)，一讀一結(jié)，十尋之繩，皆成結(jié)矣。”據(jù)《新華字典》的解釋，“尋”是古代長度單位，八尺(一說七尺或六尺)為一尋。那么十尋最短為60尺，也就是20米左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錄了秦朝焚書一事。秦始皇大壽，在咸陽宮設(shè)宴，包括伏生在內(nèi)的70位博士也前往慶賀。席間，仆射周青臣贊美秦始皇豐功偉績。另一位齊籍博士淳于越認為這是阿諛奉承，不是忠臣所為，進諫秦始皇效法殷周前人，分封子弟功臣作為事業(yè)輔助，“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丞相李斯堅決反對分封，認為淳于越所言是“愚儒”妄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噬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為了防止儒生和百姓議論朝政，不是秦朝的典籍要全部燒掉，只留下醫(yī)藥、卜筮和農(nóng)林方面的書籍。禁止民間藏書、傳書，如果被發(fā)現(xiàn)就會遭遇酷刑。伏生冒險將手中的典籍《書》藏到墻壁中，躲過了焚書和戰(zhàn)亂，自己也在坑儒事件中隱匿，后又流亡。待漢定之時，伏生取出藏《書》，僅剩不到30篇。

不少人認為，伏生所藏的《尚書》散落殘缺，但也有人認為，伏生一開始藏書就只是從原有百篇中挑選了其中這20多篇。上海社會科學院孫見坤論文《學與西漢政治》中就推測，伏生最初放入墻壁中的《尚書》可能就不完整。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的字數(shù)依照黃侃先生統(tǒng)計，除去篇題，連同《書序》一共是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字，若依《漢書·藝文志》中所記劉歆校中古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即每簡22—25字的標準，需用簡760支左右。則百篇《尚書》，需要簡2700支左右。若伏生焚書時仍是博士，則意味著他要帶著如此龐大的一批違禁物品，跋涉千里，送回到濟南老家，再將其藏于壁中。途中不能被人發(fā)現(xiàn)，行動不能被人知曉，這在法令嚴苛、監(jiān)視嚴密的秦朝，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若伏生此時已不是博士，回到了他的濟南老家，那么他雖然不用長途奔波，但他曾經(jīng)做過博士的經(jīng)歷當?shù)毓賳T不可能不知道，在征繳圖書時，他必然會是一個重點對象。因此，伏生在當時很有可能從百篇《尚書》中選了最關(guān)鍵的若干篇，藏在壁中，而將剩余的部分上交焚燒，以此免禍。”論文推測道。

無論伏生到底藏了多少篇《尚書》，可以肯定的是，《尚書》謂之《尚書》，始于伏生。在伏生之前的年代，《尚書》通常被稱之為《書》，正是伏生將其稱之為《尚書》。據(jù)上海大學謝科峰論文《早期古書流傳問題研究——以相關(guān)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為例》中的史料，《書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jīng)，口以傳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史記·儒林傳》中也有記載，“言尚書自濟南伏生。”伏生口授《尚書》為千萬經(jīng)詩之首

《典籍里的中國》中，伏生向晁錯傳《書》的情景讓人十分感動。年逾九十的伏生緩緩道來藏書不易，講解其中篇章，聽者晁錯一臉敬佩之情，眼中飽含淚水?？蓪嶋H情況大概不是這樣，古籍中有一些記載，或許是后人附會，但仔細想來好像也不是什么杜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濟南通史·先秦秦漢卷》中也提及這一段伏生向晁錯傳《書》時的情景：“伏生傳授《尚書》，完全采取口授，因其年老口齒不清，又不會說正言(當時的官話、普通話)，晁錯聽不懂，也就無法筆錄。無奈，伏生就讓女兒羲娥在一旁代為翻譯解說。羲娥說齊地方言，而晁錯是潁川人，仍然有十之二三聽不懂，只是略知大意而已。就這樣，伏生一邊口授，羲娥一邊轉(zhuǎn)述，晁錯一邊筆錄，終于將《尚書》記錄下來，這就是用漢代通用文字隸書書寫的今文《尚書》。”

伏生講解《尚書》，其言論觀點被集結(jié)成《尚書大傳》。據(jù)《濟南通史·先秦秦漢卷》中的介紹，《尚書大傳》“保留了許多先秦的古訓(xùn)舊典，與經(jīng)義在離合之間，文辭接近《禮記》，體例頗類《韓詩外傳》《春秋繁露》”。

《尚書》被稱為“中國自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信史”。在濟南名士伏生的護藏下，得以躲過焚書之災(zāi)，讓后人有機會了解先人的言行，對歷史也有更多一點的了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珍貴存在。伏生講授《尚書》，亦是意義非凡?！稘贤ㄊ?middot;先秦秦漢卷》中引用元代學者李祁《云陽集》中的評價：“漢興，承秦滅學之后，禮樂崩壞，儒教泯絕，而伏生以口授《尚書》為千萬經(jīng)詩之首，其他醇儒莊士，有節(jié)義名檢者無代無知。信乎天下之名郡，無以加此。”

原標題：濟南人伏生與《尚書》

值班主任：田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