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米樂.com 官網(wǎng)_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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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阂悦翊俟俚乃角?/p>

作者：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馬子倩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08年11月12日，日本東京學習院大學，“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大使郭晶晶（中）與中日青少年一起唱《明天會更好》。當天，“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閉幕式在這里舉行。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陳劍/攝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注定是周恩來革命生涯的一個重要注腳。

    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yè)后，青年周恩來正是去到日本之后才開始接觸到馬列主義。在他26年的新中國總理生涯中，為推動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傩牧?3年。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lián)合聲明》發(fā)布、中日建立外交關系之后，他又為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操心了3年多，直至1976年年初與世長辭。

    化開戰(zhàn)后中日兩國關系的堅冰，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主動選擇。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對于當時被西方世界包圍封鎖的新中國來說，需要借助發(fā)展對日關系，打破在亞太地區(qū)被孤立和封鎖的局面，搞活同西方國家的貿(mào)易渠道。

    1949年1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時說，“我們要有獨立精神，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在這樣的方向引領下，直至中日兩國關系正常化之前，周恩來一直在堅定地推行著“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方針。即使其間因日方追隨美國對新中國實行嚴格出口管制政策而致使戰(zhàn)后第一個中日民間貿(mào)易協(xié)定不得不宣布延期之際，中日之間總有一天“會水到渠成”，依舊是周恩來對到訪日本外賓最多提到的一句話。

    “飲水不忘掘井人”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剛剛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正式訪華。此前的9月9日，載運著人員和器材的日方專機先期到達北京——這是戰(zhàn)后第一架從東京直飛北京的日本航班。飛機上坐著的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和松本俊一，受時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委托，攜帶日本政府起草的聯(lián)合聲明草案，到北京與中方進行最后確認。飛機抵京后艙門打開時的一幕震撼了在場眾人——緩緩走下舷梯的古井喜實等人的手上，捧著戰(zhàn)后中日關系的重要開拓者松村謙三和高碕達之助的遺像。

    1958年，在岸信介內(nèi)閣追隨美國反華的背景下，日本長崎發(fā)生了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事件，中日關系再度跌入冰點，兩國在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民間往來建立起來的貿(mào)易關系被迫中斷。但在當時，日本執(zhí)政黨自民黨內(nèi)部仍然有一些具有遠見的人士在努力活動，謀求改善日中關系。周恩來就是在這個時候關注到了松村謙三，這位從青年時期就留意中國事務的日本人士。

    松村謙三與曾擔任中日友好協(xié)會會長的廖承志同為早稻田大學的校友，曾在日本內(nèi)閣擔任農(nóng)林水產(chǎn)大臣和文部大臣。他主張“亞洲應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國家不應追隨別國，得到了周恩來的賞識。

    1959年10月19日，在中日關系最緊張的時期，松村謙三接受了周恩來的邀請，率團首次訪華，并將曾在萬隆會議期間與周恩來有過單獨會晤的時任日本通商產(chǎn)業(yè)大臣高碕達之助再次正式介紹給中方，希望啟動政治和經(jīng)濟“兩個車輪”來改善日中關系。當時為周恩來做翻譯的劉德有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感到，松村先生的首次訪華，無論從中方或日方來說，都想把它作為一次重要機會，表明自己立場、了解對方意圖、增進相互理解，探索打開中日關系僵局、謀求改善中日關系的可能性?！?/p>

    正是得益于松村、高碕和廖承志的配合，中日雙方在1962年以民間形式簽訂了發(fā)展長期綜合貿(mào)易的備忘錄，1964年又簽訂了互設辦事處和互相派駐記者的協(xié)定。這為中日關系從“民間往來”向“半官半民”階段過渡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那之后，松村和高碕多次奔走在日中之間?？嘤趹?zhàn)后兩國間沒有直航，他們只能繞道香港再輾轉飛往北京，最快也要兩三天時間。1964年松村第三次訪華時，因不愿再繞道香港，決定乘貨船從日本門司港出發(fā)直接到秦皇島。他們曾期盼有朝一日可以從東京直飛北京，但令人唏噓的是，后來中日直航開通的時候，兩位老人卻已作古。

    1972年9月宴請古井喜實等人時，周恩來在致辭中引用了“飲水不忘掘井人”這句古話，感謝長期致力于中日半官方貿(mào)易和政治疏通的日本“老朋友”。

    “順著民間交流鋪好的軌道一路走來”

    田中角榮1972年7月當選日本首相時，東京民眾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劇團訪日掀起的芭蕾旋風中，日本民間呼吁兩國恢復邦交的聲音已十分高漲。

    1971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并與中方共同發(fā)布了中方邀請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的公告。在曾追隨美國玩弄“兩個中國”陰謀的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看來，這等于是美方對日本來了一次“越頂外交”。曾任《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的古川萬太郎評論說，“尼克松沖擊波”讓日本領導層“辨別方向的神經(jīng)已經(jīng)完全麻木”。

    1972年7月7日，田中內(nèi)閣成立，大平正芳出任外相。田中角榮一上任，立即著手“打開日中關系”這一緊急課題。在第一次內(nèi)閣會議之后他即提出，“在外交方面加緊實現(xiàn)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田中特別強調，“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日邦交正?；瓌t，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2年日本政府與臺灣簽訂的“日臺條約”是非法、無效的。

    20天后，周恩來在北京見到了自稱替田中政府前來“探底”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竹入義勝與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均有不錯的私交。周恩來提出了經(jīng)過毛澤東批準的、擬寫入中日聯(lián)合聲明的八條內(nèi)容和三項口頭默契，請竹入向田中傳話。周恩來表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方?jīng)Q定放棄對日戰(zhàn)爭賠償要求。考慮到田中剛上臺面臨的內(nèi)部壓力，中方所談內(nèi)容中也暫時沒有涉及《日美安保條約》。在臺灣問題上，周恩來要求，《中日聯(lián)合聲明》發(fā)表后，日本政府必須撤走駐臺灣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同時讓臺灣“大使館”和“領事館”撤出日本。

    竹入后來接受日媒采訪時回憶說，當他聽到周恩來說出“日本侵華戰(zhàn)爭是少數(shù)人惹出來的，不應該讓人民來負擔”時，“自己整個人都昏了”。他稱贊周恩來“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竹入帶回日本的記錄，后被稱為“竹入筆記”，讓田中角榮吃下了定心丸。在上海芭蕾舞團離開日本的前一天（1972年8月15日），他終于拋開一切顧慮，在東京帝國飯店親自接見了團長孫平化和肖向前，正式接受訪華邀請，并準備在9月下旬或10月初成行。田中還表示，希望通過訪華“一舉建交”。

    在曾做過周恩來翻譯的林麗韞印象里，當時日本自民黨內(nèi)有一批親臺的極右勢力反對中日邦交正?；?，田中“是排除萬難來北京的”?？偸前血毶镏姓婕o子帶在身邊的田中首相，在首次訪華特地把她排除在名單之外，真紀子后來說，父親當時來華已經(jīng)做好了被日本極右勢力暗殺的心理準備。

    1972年9月25日11時30分，在尼克松訪華7個月后，戰(zhàn)后首架日本首相專機降落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手終于握在了一起。而田中首相后來說，他是“順著民間交流鋪好的軌道一路走來的”。

    “閃電般速度的邦交正?；?/p>

    1972年在北京，中日雙方要談判的最重要文件，是兩國關于恢復邦交正?；摹吨腥章?lián)合聲明》。這一聯(lián)合聲明連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lián)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四個重要政治文件構成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被稱為“中日關系的壓艙石”。

    曾經(jīng)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中日兩國政府開始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是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來京之前就與中方達成的共識，兩人“從政治上而不是從法律條文上解決”日中邦交問題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來的欣賞。周恩來說：“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可以照顧雙方；如果只是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fā)生對立?！边@也成為此后中方在處理臺灣問題和“日臺條約”時秉持的基本立場。

    1972年9月26日上午，在中國外長姬鵬飛和大平外相首輪會談中，日方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拒絕承認“日臺條約”非法和無效，堅稱無必要對該條約中已經(jīng)涉及的“雙方戰(zhàn)爭狀態(tài)宣告結束”“日方已經(jīng)放棄對臺一切權利”和“臺灣當局已宣布放棄戰(zhàn)爭賠償”等內(nèi)容重復寫入聯(lián)合聲明。周恩來得知后非常生氣，并嚴正質問日方。在曾任中國駐日使館政務參贊王泰平的回憶錄里，周恩來曾兩次提到，中方會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的基礎上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日本也應該照顧我們的立場”。

    許多資料記載，在歡迎田中角榮的宴會上，周恩來再次引用了一句中國古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他說：“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jīng)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成立的前提，是周恩來堅信中日雙方“能夠友好”。

    在多位親歷者的回憶錄里，1972年9月29日的北京風和日麗，燦爛的朝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都沐浴在晨光里。當天，在人民大會堂東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lián)合聲明》簽字儀式正式舉行，標志著中日關系實現(xiàn)正常化。儀式結束后，大平外相立即舉行記者會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臺條約”已失去繼續(xù)存在的意義。

    這是一次閃電般速度的邦交正?；獜奶镏袃?nèi)閣成立到完成田中訪華準備工作，僅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從1972年7月7日田中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到9月29日簽署聯(lián)合聲明，只用了82天。但在這個閃電般速度的背后，是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上再次談到中日關系時表示，希望日本社會能真正樹立起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日關系行穩(wěn)致遠的民意基礎。中日友好來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1972年在《沁園春·祝中日恢復邦交》一詞結尾中所期許的那樣，“從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